[美]查尔斯·罗森伯格,2016:《当代医学的困境》,张大庆译,北京: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。
[德]马克斯·韦伯,2005:《社会学的基本概念》,顾忠华译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[法]朱利安,2018:《从存有到生活: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》,卓立译,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。
冯琳、袁同凯,2022:《多元医疗的女性实践——基于凉山布拖彝族的田野调查》,《民族研究》第3期。
韩启德,2022:《医学的本质是人类对疾病痛苦的回应》,《中华医学信息导报》第8期。
黄宗智,2022: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: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焦思琪、王春光,2022:《农村多元医疗体系的型构基础与逻辑研究》,《社会学研究》第1期。
李四龙,2006:《略论“中国宗教”的两个思想基础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第5期。
李四龙,2022:《人文宗教引论: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》,北京:社科文献出版社。
李小芳、罗木散,2022:《仪式治疗困境与多元医疗体系的建构——以凉山彝族“斯色那”治疗实践为例》,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》第5期。
林富士,2016:《巫者的世界》,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。
吕小康、唐磊、姜鹤、汪新建,2019:《常人疾病观及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》,《心理科学进展》第4期。
吕小康、王丛、汪新建、郭琴,2021:《多重不确定风险及其应对——儿童血液病病房中的医患信任研究》,《社会学研究》第6期。
汪丹,2013:《分担与参与:白马藏族民族医疗实践的文化逻辑》,《民族研究》第6期。
王时中,2019:《如何构建切合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形态?——以韦伯、许茨和马克思的“理念型”为中心》,《南京大学学报》第5期。
杨善华、梁晨,2009:《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及其“仪式性治疗”——以河北Y县NH村为例》,《社会科学》第3期。
余成普,2022:《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困境及可能出路》,《南开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第1期。
翟学伟,2022:《中国人的社会信任:关系向度上的考察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张春泥、卢云峰,2018:《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?》,《社会》第5期。
郑淑洁、任定成、罗栋,2014:《美国补充与替代医疗体系的变迁及公众影响力》,《医学与哲学(A)》第7期。
周浪、孙秋云,2017:《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——试论把握“信念”概念对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的启示》,《社会》第4期。
周小昱文,2021:《“关系”失序与和解:城市居民仪式治疗的文化逻辑》,《医学与哲学》第22期。
Baer,H.A.,2004,“Medical pluralism”,in C.Ember & M.Ember(eds.),Encyclopedia of Medical Anthropology:Health and Illness in the World's Cultures,Vol.1:Topics, New York:Kluwer Academic/Plenum Publishers,pp.109-116.
Ernst,E.& K.Smith,2018,More Harm than Good?The Moral Maze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,New York:Springer.
Gale,N.K.& J.V.McHale(eds.),2015,Routledge Handbook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: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Science and Law,New York:Routledge.
Hagger,M.S.& S.Orbell,2022,“The common sense model of illness self-regulation:A conceptual review and proposed extended model”,Health Psychology Review,Vol.16,No.3,pp.347-377.
Pandolfi,M.& G.Carreras,2018,“Why current statistics of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s is invalid”,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,Vol.7,No.6,E138.